摘要：莫友芝以诗人、收藏家的身份涉及书法，风格朴茂古质，清华高标，为晚清书坛杰出代表人物。其书法实践与理论并重，鉴识与考据同工，对当时和后人有诸多启示。

关键词：晚清碑学 道德学问 游幕生涯 倔强性格

一 引言

晚清时期，国势衰微，外扰内困，江河日下，书法艺术却十分地繁荣。受前期碑学风气影响，人才辈出，斗艳争奇。然而，翻阅现当代出版的书法史，发现有一位“蚤年高名动帝都”1的书法篆刻大家不知何故缺乏其应有的记载和地位，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明珠蒙尘，大贤隐声，岂不令人遗憾？他就是有“西南巨儒”之称的莫友芝。

莫友芝(1811---1871)，字子偲，号郘亭、紫泉、晚号眲叟，贵州独山人。他幼承庭训，三岁识字，七岁诵读诗书，有感于谢玄晖“竹外山犹影”的诗句，用“影山”二字命其读书的草屋；二十一岁，即考中举人；二十七岁时与郑珍合撰《遵义府志》名震西南，二人以经术诗学齐名，以学问称颂乡里，时称“郑莫”，为晚清黔乡文儒之冠冕；后游幕江表十年，足迹半天下，与诸多当世名宿俊彦交住密切，学问精进，深受曾国藩、胡林翼、李鸿章等人赏识，成为座上嘉宾；再后奉曾、李之命，寻访江南劫火古籍，卓有贡献。莫氏一生精通汉、宋儒学，在诗词、水学、目录学等方面尤为突出。

主要著作有《郘亭经学》、《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古刻钞》、《唐写本说文木部笺异》、《声韵考略》、《樗茧谱注》、《黔诗纪略》、《郘亭诗钞》、《郘亭遗诗》、《郘亭遗文》、《影山词》、《资治通鉴索引》、《遵义府志》等。在书法篆刻方面，莫氏也属书坛翘楚，成就非凡。此文谈谈自己一点粗浅的认识，以请教于方家。

二 书法成就及风格特点

莫氏书法，《清史稿.文苑传》记载：“真行篆隶书不类唐以后人，世争宝贵。”2《续遵义府志》评曰：“徵君真行篆隶，蕴藉朴茂，极书家之能事也。”3

马宗霍在《霎岳楼随笔》中评曰“郘亭篆隶，皆古拙有金石气，不以姿致取容，虽器宇稍隘，固狷者之美也。”4陈振濂先生对其书评道：“贵州曾出了一个莫友芝，其作品精到之处，不在赵之谦，杨守敬、张裕钊之下而或有胜之”。5国家文物局限制1795—1949年著名书法家精品和各时期代表作品不准出境者共193人中，莫友芝名列其中，贵州只有莫氏一人。民国八年上海有正书局曾有《莫友芝真草隶篆墨迹》出版发行，并多次再版。莫友芝书法四体皆精，莫氏自认为“楷书第一，隶篆书次之”。6站在后人的角度来看，他的篆隶书影响更大一些，行楷书次之。

其篆书

莫友芝流传下来的书法作品来，篆隶书较多，行楷书较少。从作品质量来看，篆书水平也最高。读《莫友芝年谱长编》可知，他写给别人的作品多半是篆字，由此也可以断定他对于自己的篆书是比较自信的。张舜徽《艺苑丛话》云：“咸同间之能书，自以莫郘亭为一大家。真行篆隶，兼擅其长，而篆隶尤有名。下笔则刚健有势，知其沈潜于古者深也。”7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于理而达于一”可为莫氏晚岁篆书的力作。元气漓淋，气象豪迈，用笔浑厚苍劲，结体朴茂大气，和邓石如、吴让之等人清秀圆润的风格截然不同，别成一种风格。他的同乡，姚茫父评其书说“曲折见致，不以姿媚为之，便如琢玉屈铁。此偲翁之所以有成巨子也。”8王闿运讲“莫友芝篆书入圣，成就在并世书家之上。”9

和赵之谦、徐三庚相比 赵之谦、徐三庚皆能打通书画诗印，为一代艺术通才。赵之谦的篆字以魏碑的笔法去写，灵动活泼，清新拔俗，舒展俏丽；徐三庚婀娜多姿，更有吴带当风之称，以潇洒飘逸见长。惜其晚年作品则因书体过于花哨而显得牵强做作，习气较深。

作为职业书画家，赵徐二人讲究篆字造型上的生动与新奇，受海上画派及扬州八怪后绪风气的影响，带有一定的世俗气味。莫友芝的字则更古厚儒雅一些，沉稳刚健，渊源有自。其篆更侧重于收藏家和鉴赏家的眼光和审美，讲究古雅之趣，故而多朴拙的意味。前人讲其书不类唐以后人书，大概也是从这个角度讲的。赵徐是变异着向前走，莫氏是寻着根向上古追溯。

和王澍、钱坫、洪亮吉、孙星衍等前辈相比 这些人是以经学家的身份来写字的，考据、金石学研究之外，兴来作书，以硬笔枯墨作篆，以结体工稳匀称为能事。其优点是平和净丽，字里行间有股子静穆和雅之气。其不足在于把笔头剪掉，裹起来写字，与匠人手段并无二致。又因为要经常醮墨，一笔写不完就会出现枯笔，所以笔法上也显得单调呆板一些，算不上十分的高明。而莫友芝的篆字用笔继承了邓石如长锋羊毫、浓墨悬腕作书的方法，运笔上自然波动，结体上讲究上收放，上紧下松、章法上疏密有致，以求工但不刻意求工的自然姿态为基本态势。二者区别在于，前者为篆是做作出来的，人工味道较浓，格局气势也小；莫氏的篆字是真正地写出来的，气宇轩昂，遒丽天成，有墨韵有情致，有一种勃勃的生机在字里行间流荡。

和吴大澂、吴让之相比 吴让之受邓石如的影响很深，其点画秀润清雅过于皖白先生，结体疏朗清峻，行笔稳健流畅，柔中带刚，舒卷自如，在晚清书坛有很高的声誉，然其不足之处在于谨守师法，囿于邓氏而不能自立门户，个人特点不甚明朗。吴大澂写篆也是邓法，结构规矩，用笔平直。“严格说来，他的篆书功力有余而逸气实在不足。”10莫友芝的篆书受时风熏染，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邓石如的影响，但他学邓并不是亦步亦趋地学，而是学其方法与精神，而非单纯地仿摹其字形。《郘亭日记》中有段话，可以看出他的这种认识“皖人多耳食，重邓完白书，至于一字一金，亦宋玉东邻之美耳。鄙意则谓惜抱口之矣。”11

和杨沂孙、何绍基相比 “用轻描淡扫的笔子来写篆字是他(杨沂孙)的创格”，12因为他写的熟，所以随便写也能轻轻松松，当然这是需要相当的学问和笔墨功夫作根底的。因为他写的轻松自在，所以晚清时期学杨沂孙的人也就多了起来。可是，没有杨的学问，写来写去只是流丽洒脱，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轻浮糜弱，这在杨沂孙身上也有些苗头。与杨沂孙相反，何绍基却是以沉实朴茂著称的。他发明的“回腕法”，每一次写字都使用气力，累得周身汗淌，故而笔力雄厚，结体上打破了篆书典雅细腻的一贯形象，老笔纷披，意态不凡。据说何子贞曾在上海非难莫友芝，说他“野狐禅”。莫友芝也回敬子贞说“何的篆书自古以来无此写法。” 13其实，莫氏对于篆书是以汉碑为根底，借鉴汉唐宋清诸贤的笔意，融入自己的情趣而成的。他并不想着去标新立异，而是自然而然实实在在结出的果子。吴昌硕评说：“近代工篆书者杨濠叟(沂孙)出以灵，莫郘亭蓄以古，唯何东洲(绍基)盖援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云尔。” 14

平心而论，杨沂孙、何绍基等人在篆书取法上更为广阔一些，加入了一些金文的笔意和结构。篆书自邓石如之后，书写便有了一个与秦汉人很不一样的情形，即在用笔上不再以能写均匀的铁丝篆为能事，追求线条的丰富自然美；在结构上由单纯的小篆而向大小篆和融合方面发展，莫友芝的篆书，正处于这种大变化的过渡时期。

他的篆书，沙孟海先生曾有高度的评价：“学邓石如篆书，莫友芝最好，赵之谦、吴熙载其次。同时代的人写篆隶的都没有他那样高的成就，和他相比，都显得漂浮靡弱，没有他写得疑练、朴实、厚重。” 15

世人说篆好言冰斯及邓吴，对李阳冰尤多讥讽之语。其实，李阳冰于篆法几乎中断之际，异军突起，大有贡献于书史。况其篆法矩法森森，诚不易及，实为中流之臣。宋以后，观念多次变更，所谓古意者也与原本两致。近世以来，学篆书又好言邓石如之流，风靡影从。经包世臣鼓吹，三尺竖童尽解操笔，皆能为篆，自邓石如之后，篆书成一时之盛，而有志之士，探源溯本，“各有灵苗各自探”，皆有创获。莫友芝的篆书，取法颇丰。杨守敬谓：“子偲书学《少室碑》，取法甚高”。 16又于汉碑额、唐宋篆书受启发，又于唐本《说文解字》抄本有所妙悟，人弃我取，不与人同，奇肆跌岩、谨严朴厚，别邓派之外自成面目。

在那个高手如云的时代里，能够别出心裁，不落前人窠臼，的确是不同凡响的。然学篆众则众矣，多有其表而乏神理。以皖白山人邓石如为例，见闻有隘，学养未深，下笔之际不免时露伧气，有时犹未能免俗。“自道光以来，举世皆尚邓完白篆法，余意不然，盖邓篆虽有魄力而体实近俗，不若徵君之书卷气为多。”17

莫氏首先是学者和诗人，在他经年不断的藏书、搜寻古籍的过程中，接触了大量的常人不易见到的孤本、珍本，他所搜集的汉代碑头篆刻有百余通之多。这是一般书画家只是人磨墨，墨磨人，眼界窄狭所无法比拟的。所谓“分篆高骞，冰斯雄睨”。 18

正是因为他眼界广阔、见识宏富，所以一入手就比别人起点高。他能于别人不经意处看出特别来，又能在平凡处做出异致来，不能不让人佩服他的识见和非凡的创造力。

其隶书

在莫友芝诸体书中，他的隶书风格最为鲜明，其成就当颉颃于何子贞。

从《金石笔识》可以知道，他曾对《孝禹碑》、《三公山碑》、《曹全碑》、《夏承碑》等汉碑作过认真的考证题跋，认为《夏承碑》：“汉碑至《夏承》，上引篆籀，下通隶楷，书家精能，至斯极矣！魏《曹真》一石，乃遥与助其波澜，虽雄厚少逊，而后来引篆籀美隶楷名家，殆未有不自滋出者。……展对郑堂此卷，百过不厌。” 19从《郘亭日记》中，又可以知道，他对《华山庙碑》《韩仁铭》等帖子又经常地带在身边朝夕玩味，或从朋友处借来观览学习。

另外，受当时人集联风尚的影响，莫友芝也于此道颇为用心。张剑、陶文鹏编著的《莫友芝诗文集》收录有莫氏集联1360联，其中集汉碑者就有80联，所涉汉碑达82种之多， 20有时集一联就用了4种碑石。可以想象，若不是对汉碑如此通透熟悉，断不会有此剪裁化合的本领，由此也不难推知友芝对于隶书取法之广和用功之勤。

秦碑力劲，汉碑气厚，他的隶书欲兼二者之美而融之，以隶意参以篆势，质朴清刚、方劲古拙、出故入新。《司马相如封禅颂》的条屏和《汉乐章》册页可为其代表之作。

其隶书用笔矫健遒劲，斩钉截铁，笔力坚卓。行笔稳实涩进，取翻动腾跃之势，很有“盘马弯弓惜不发”的味道，以方为主，辅以圆笔，显得筋骨强健而不失温存之意。尤其在笔画的起笔处，坚实浑厚，与何子贞有异曲同工之妙。其结体方正朴茂，一扫长期以来隶必扁长的常态。

具体讲来，他的隶书受《西狭颂》的影响较大，但同时又有《张迁》的方整古拙，《石门颂》的疏宕，《礼器碑》的俊逸、《衡方碑》的浑穆、《夏承碑》的使转以及《天发神谶碑》的用笔、《白石神君碑》的结体。虽然有时化合得还不那么成熟老到，但这难能可贵的率意和生涩，倒使其隶书在晚清众多隶书高手之中显得异常鲜活，生机勃勃。与同时代的徐三庚那种吴道当风式的飘逸、赵之谦的妩媚生动大不相同。徐赵之隶是吴越间的细腻软语，莫氏隶书透出的是黔人的野性之美与憨拙泼辣，这种书风，也只有在巴蜀云桂之间才能有的风味。

如果再进而咀嚼，各种碑帖共赴于其腕底之下，诸味具有，又不名一状。既有伊秉绶那样浑融无迹，清华高标的气质；又有金农那样自我为古，风格独特的面目，但绝无浮艳之气，骨子里透出的是汉魏人的精气血脉，本色自然，又不失名家的气度与风范。

静品其隶，感觉他像是一位高明的厨师，不露声色的将诸多材料汇萃一炉，以慧心为手段，以学养为火候，以识见为调味，不经意间熬成了一锅百年老汤，令人觉得味道奇美，哪里说得清他使用了什么玄妙之法？又有谁说得清他熔铸了几多碑碣精华？总之曰：高古且静穆，朴厚而雄迈，别有一种异样的气质！

说其高古 自不待言，所谓起点高、眼界高、悟性高是也。由于莫友芝喜收藏，眼界所及异乎常人，且能融会贯通，聚众美合而成一种格调，在高手云集的时代脱颖而出，诚属不易。说其古，因其结字而言。成熟隶书的一般形态字形稍扁，成横势，比较舒展大方，用笔讲究蚕头雁尾，一波三折，有装饰之美，再后演变成一种普遍的精巧式样。而莫氏隶书意不在此华丽的外表，注重汉人的质朴稳健的精神风貌，方正中寓含奇肆，平正中见出古拙。比如他对“口”字形的放大处理，一反常态，清新别致。正因为他一贯坚定地这么写，所以我们也由此看到了一个不求与人同好、不求与众媚俗、自信独特的莫友芝。

世人写字，多以潮流为尚。身处其中，自得其乐。惟高明者方能跳出圈界之外，若即若离，甚至能够另僻溪径，胆敢独造！当邓石如因为篆隶书复兴之功被尊为碑学之祖，风靡一时之际，莫友芝理智地自觉地与邓氏拉开了一段距离，这也是他成功的一个原因。而吴让之、赵之谦、胡澍等人的隶书却始终没能完全摆脱邓石如的影子，仅此一点，就足见莫友芝不同凡俗的见识了。

说其静穆 不同于职业艺术家对艺术语言的反复推敲而流露出的因熟而趋于俗的那种习气，莫氏作品，往往透出一种浓郁的学究气息。他于书法说到底是无意于做职业书法家的，不过是因为久入芝兰之室的原因，手有余香，自然而然罢了。其学者的身份，使他进入这个领域，眼界自然高超，加上对古籍的酷爱，与古人日久神交，一下笔就令人惊叹“不类唐以后人书”了。如果说其早年的字还有些火气的话，晚年的莫氏书作则笔笔平实，字字虚和，意态从容，舒缓大方，因古厚而雅致，因静穆而久远，显得古意盎然，别有一种情调！

作品静雅，是因为心态平静。这是一种沉静如水、浑厚似山一样的静，不是一团死水一座死山，是有内涵的静，不激不励而风规自远。又因为渊源深厚，波澜不惊而显得深沉博大，让人回味无穷。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有这种品性。如果说伊秉绶的字让人见之如对佛尊的话，莫友芝和何子贞的隶字就是佛尊身边的金刚罗汉了，自有一种威严和震慑人心的魄力！

从莫氏身上，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即学者书法，一般不会故弄玄虚，故作惊人之笔。你可能觉得他们只是平平淡淡地写去而已，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这种一贯坚实的做法和内敛的性格却不是一般人所能恒有的。一是其学术的性格使然，二是其心性与智慧也不屑于那种浅薄的花哨和经不起推敲的卖弄。学者书法一般倾向于朴实大方，笔笔有出处有根底，耐人寻味，加上其人格上的魅力，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芬芳。

说其朴厚 观其字，如对一山林居士，朴实无华。既无奇异动人之处，也无新潮时髦的地方，长相还略显怪异，初见之可能还会觉得有些丑。静而察之，其举手投足又自成规矩，行列阵法，俨然有序。只是与我们习惯于接受的那些套路有所不同，我们看惯了美男靓女，见一古怪精灵，当然觉得不可思议。莫氏书法，有一种不靠外在取胜的真正的内在之美，以内在的浑厚为主调，无一笔取巧之处。和同时代的赵之谦等人相比，赵就显得技术性太强，太过精巧，反不如朴实无华、憨厚真率的莫友芝更耐人寻味。

正是这种无装饰的朴素，有一种强大的精神魅力！我们看惯了那种人工气息的装饰美，而突见一素面朝天之人，就不能不佩服其人的自信。他似乎根本就不在乎别人怎样去理解或评说，只是认认真真地往实处写去，显得特别真实而又别样生动。然而，我们却不能用秀美温和的情调或眼光来要求它，因为他完全跳出了中原人、京津人或江浙人的审美情趣，完全是一种西南风味的原生态！

说其雄迈 大概因浸淫金石日久的原因，古碑碣那种因风雨剥蚀而产生的“金石气息”也不自觉地留露于其笔端，线条也多带有雄浑刚健、凝重扑厚的阳刚之美。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不仅给文字带来奔放粗犷、古意苍茫、雄强生动的意象美感，而且因碑石众多，可取法者也多姿多彩，书写也会随之变得肆意雄迈，这对于敏感好学的莫友芝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可以想见，莫氏写字之时，顾忌不会太多，没想着去媚好于谁，也不在乎哪一家哪一派，所以能够胆大自信，不主故常，自有一种虎虎生气！这是一种生命力旺盛的阳刚之美，同时也蕴含着无可替代的宝贵的个性之美。以笔写心，以心印性，直指心性，真大家风范。

另外，他的雄迈还体现在摩崖大字上。摩崖之书，刻于山崖平石之上，和自然景致合为一体，非腕力超群，心胸豁然者不能工于此。1839年9月，黎兆勋招友芝、郑珍泛舟秋游，观景赋诗，二十九岁的莫友芝在遵义禹门山摩崖隶书72字， 21气象高古，笔力雄健，与川陕古刻石同气相通，奇肆豪放。

其行楷书

《金石笔识》记载，秦汉碑刻之外，莫友芝对《瘞鹤铭》《魏文帝吊比干碑》《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都有题记。他以为《始平公造像记》“气韵生动，倍见精彩”，22“《魏灵藏薛法造像》与《杨大眼》字势相近，其波磔自然处并可悟屋漏法，横画多带分隶，亦见兰台发源”。23他又对颜真卿《李含光碑》大加褒扬：“融会篆分隶为一家，无意于工，工乃独绝。其俊伟轩豁处，人所激赏，追摹善矣！其一二拙涩天真，人所忽视，尤超诣不可等伦，学者合数碑观之，当自得也。”24

尊魏但不贬唐，尤其对初唐人称赞有加，和后来康有为尊魏贬唐激进的碑学观念不同，他对唐碑持理智的态度，“真书初唐极盛，而初唐诸家精诣，北朝无不具者。至开皇、大业间，即初唐矣。”25赞《隋龙藏寺碑》曰“其精悍夺人，又与张猛龙碑额分道扬镳。”26又跋《唐信法寺弥陀象碑》：“此碑楷法绝佳，可与献陵、昭陵诸石并驱。唐初书家精美如此，乃不以名显。尔时书道之盛，可想见。”27言为心声，这些评论可以看出他的用心所在。

楷书方面，戴明贤、刘锦、除训明等前辈方家曾有论述，认为渊源颜欧，以隋唐融北碑，饶有金石之气。其《行楷书诗卷》清末贵州著名书法家王藻章跋语云“郘亭师书法有金石气，祈文端公、许文恪公尝谓优入宋贤之域，非近人偶摹两魏、故作怪状者。郘亭师自言生平深得楷法三昧，予见吾乡晋虚谷家有大幅书《列子篇》楷字，其分布齐整似欧，结体疑重似颜，与晚年书伯夷颂相类，而透逸过之。”28

横披《明远乐府诗》可为其楷书代表。用笔苍率似漫不经心，字形大小相间参差错落，有自然飞动之妙。

其楷书以隋魏人为根底，以隶法写楷，融会汉、魏，气象浑朴，神明变化而不离于规矩，精整之中饶有古意。杨守敬曾评曰：“近来学北碑者，大抵皆从此入手。遵义莫友芝、会稽陶浚宣，其最工者”。29一般人学魏书，要么停留在形式上方头方脑，没有完全消化掉，比如张裕钊、李瑞清；要么，舒头畅尾太过，而形式上太花哨，而失去魏碑朴实自然的风貌，如赵之谦。遗憾的是他于楷书不多写，这也许是愈少愈自重，自谓“楷书第一”的原因吧。

昔时读丰子恺书法，深被其字别样风采吸引，曾寻其渊源，其子丰一吟称先君子多受益于索靖，然章草与之迥异，与其师弘一也不相类，不知出自何处，辗转数年不得知其奥妙。后偶读丰子恺为莫友芝画像，进而探寻，顿然冰释。子恺虽没明说，但其楷书与莫氏同一血脉，风神绝似，无可置疑。凡事皆有定数，信然。

其行书在他的一些书信手札、题跋中可以窥见个中消息。基本上是以魏体为面，以简为手段，以古拙见长，以朴厚为特点，顺手而成，笔意纵横自如。单纯写帖学一路的字，往往秀润有余，势单力薄；而以篆隶为根底的人，往往下笔便有一种凝练、朴厚的气息。其行书于生涩遒劲之中，偶现一二婀娜笔墨，和二王一路秀美风格有所不同，和赵之谦手札价值相当。虽然他在行楷方面的影响远不及其篆、隶书那样大，但他在以魏入行的探索上与时代同调，写出了自己的性情特点，同属可贵！

其篆刻

篆刻一道，于方寸之间见万千气象，非眼高手健者不能精于此。不知者以为雕虫小技，殊不知篆刻比之书法更难。驱刀代笔于金石之上，稍有疏忽，便笔失意乖。对于线条，篆刻更为讲究，毫发之间，便有生死之隔。非胆大心细者，绝不能精深于此。章法布局更是注重计白以当黑的虚实效果，极尽疏密有致，穿插避让的运用。如果没有相当的造型能力，仅仅是字形的拼凑与堆砌，必不能生动感人。

莫友芝不是专门的篆刻家，但由于对古文字的精心研究和酷爱，以及与众多篆刻名家及收藏家的密切交往(如魏锡曾、沈树镛、吴让之、邓传密、高心夔等)30，使他对于篆刻，有一种特别的领悟，并且能够站在局外，不为一家一派所拘泥，没有门户之见，取精用宏，形成了他高古浑厚的风格。莫友芝的曾外孙吴载和(1897—1971)于1933年曾编辑《郘亭印存》一卷传世，收有印章30余方，可以窥见他在篆刻方面成就

近代名家黄宾虹说“眲叟喜全石，工篆隶，其所镌印章，使刀如使笔，波磔有法，纯任自然，于新安、西冷各派之外，独开生面。”31王福庵先生称“郘亭先生治金石篆隶之学，久为士林推重，其刻印知之者则少，此殆如右军善画，惟以书传；太白工书，仅为诗显者欤！”32李尹桑在《郘亭印存》题语中评说“欲含皖、浙为一手，故神妙独绝。其款识则类秦汉器凿铭，递劲冲和，往未曾有。”33“紫泉莫氏五郎图书印”“莫五”“即亭眲叟”可为白文印代表，有秦汉风韵，规矩森然，质朴劲健。“影山草堂”“友芝私印”“莫氏图书之印”“莫氏秘笈之印”可为朱文印代表。布局讲究，疏密有致，笔画铁线银丝，典雅细腻，十分可人。

与晚明、清季早中期印人治印多带习气不同，晚清时期，篆刻家更强调印从书出，书印一体的审美趣味，形成了皖浙两大流派。皖派以邓如石、吴让之为代表，强调笔意和书写性，线条流畅，清新活泼；浙派以“西冷八家”为代表，强调用刀，“短刀碎切”的刀法一如碑派书法用笔的“积点成线”，这与莫氏所追求的苍茫凝重的金石气味是一致的。秉性所趋，故而，莫友芝篆刻也以浙派为其主调，着重于刀的表现，但并不刻意追求笔画的斑剥效果。

其书法理论

莫友芝在书法理论上的贡献主要在金石考据方面，和一般书法理论家注重书法历史或技法研究有所不同。友芝平时他喜欢收藏古物，喜欢谈碑论帖，曾写了许多跋尾，说明自己的见解和体会。或释题概要，或考订源流，或品评优劣，或录写其序跋、印鉴，凡130余种，深受藏书家重视，同时也成就了他在书画鉴定方面的地位，成为颇具影响力的人物。《郘亭书画经眼录》和《金石笔识》便集中体现了他在艺术上的成就。有四个特点值得关注。

精于鉴别

被康有为尊为碑学集大成的张裕钊曾这样评价莫友芝学术成就：“子偲之学，于苍雅故训、六经名物制度，靡所不探讨。旁及金石、目录家之说，尤究极其奥赜，疏导源流，辨析正伪，无铢寸差失。” 34张氏以正直见称，所评当为不虚，莫氏见识宏富，考证精详，言论为人折服当为情理中的事情。“以先生之闻望所至，群流镜仰，争贡所庋以求鉴定者，比比也，而所见尚仅止于是，他何论焉！……诚以书画一事，学也，而几于道矣，非性灵、学问、道德兼而有之，不足以臻上乘而流传于后世。亦非具斯三者，神与古会，不足以言识别。先生生平造诣既足垂致千古，而眼力复高出于一时，书画经其品题，真乃相得益彰，若斯编者是也。”35

而他所鉴别的方法，从其《郘亭书画经眼录》和《宋元书经眼录》记载的方式分析，他通常对纸张质地、尺寸大小、印章、前人跋语、手迹风格、气象之类作为鉴别的依据。前四者具体可查考，后二者抽象，非深识者不能意会于此。他通常把二者合在一起，综合判断，这对现代人鉴识古玩，收藏书画当有所启示。

强调道德学问

他曾云：“余平生生论书，不尽右书家。书本心画，可以观人；书家但笔墨专精取胜，而昔人道德文章政事风节著者，虽书不名家，而一种真气流溢，每每在书家之上。”36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即强调学者之心性而非纯粹的技艺。今人学习书法，很多人只知埋头写字，而不知读书悟道，品德修养更是无从谈起，本末倒置。对此，莫氏之语仍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也是莫氏书论中最耐人寻味的一点。

写字，不过是人之精神的一种外化而已。字虽小技，但要写好，还必须从根本上做起，即道德学问。有清一代学人的成功本身也证明了这一点，他们无一不是学问德行双修的人物，有此丰富的人生内涵和精神高度，才有那些千古不灭的艺术精品。书法乃不过学问中七八乘之事也。如果没有道德学问，这样的书家不过一匠人罢，何足道哉！

这一观点又与他的朋友刘熙载“灵和殿前之柳，令人生爱；孔子庙前之柏，令人起敬。以此论书，取姿质何如尚气格耶？”有异曲同工之妙。37

信碑不信帖

清季碑学兴起，一大批知识分子长年穷灯费日于此，有政治方面“避文祸”的原因，也有审美的因素和学术探索的好奇。在访碑板考金石的同时，人们在二王为主流的帖学之外，豁然发现了一个新的世界。在师碑师帖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莫氏也要面对这个问题，他说“昭陵茧纸曾出人间，不知宋以后何故遂无消息。二王诸帖亦只五代以来流传翻刻，各就本家意思，疑皆失真。鄙意信碑不信帖，以甚非当时所刻，诚然。茧纸出时，一时武人夷虏，安知此事，消磨灰烬之中，亦势所必至。”38兰亭入昭陵之后，方有刻帖之盛，但这些复制乃至再三复制的刻帖，经过多次的展转摩拓，已是面目全非了。碑石虽然也失真，但下真迹一等，且为原石，失真的程度要小于刻帖，故而碑要比帖更可靠一些。这样的观点到康有为那里得以更清楚地阐释，为书法走向多元化做了很好的铺垫。

当然，帖学到明清之际，已为强弓之末，靡弱之极，陈陈相因，了无新意。而碑石因自然风化的原因，便带有浓厚的金石味道，让人立觉古风扑面，尤动心弦。况且篆隶书自唐之后，少有问津，几成绝学，有很大的开拓空间。而经学家们又大多精研小学，于古文字学有前人不及的优势，莫友芝们便很好地利用了这个天赐的良机，为篆隶书的复兴，为清代乃至整个书法史做出了贡献，又成就了自己。而那些对新出土的碑石视而不见的帖学家们，却没能够抓住机遇，越出时代何限制，相对于整个书法史，其成绩要小得多。

不必定似

在《书画经眼录》有一条关于兰亭的签云：“大约欧褚薛冯四本，并无原本。定武是欧，颖井是褚，欧褚子孙多于薛冯，欧之子孙又多于褚。冯本清润生动，得右军笔意，形似未必。前人以定武为绝似，又闻有开皇刻本(未见)，其笔意近北朝人书。此帖岐疑太多，真不独议礼如聚讼也。所见皆褚法相似者，冯本取势过于轻利，似不如褚，前人何以妄自题品，名家自成名家面目，不必定似。”39

虽然只是品鉴之语，但反映了莫氏以自我为中心的取舍观念，不必完全照搬照抄。合理取舍的前提是对古人的优劣之处清楚明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必定似。对王羲之名作持此观念，这反映了清人的自信，而不是对帖学大人物盲目崇拜。这又和陈鸿寿的“凡诗文书画，不必十分到家，乃见天趣”，40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他在题跋中还多次讲到“天真”二字，值得注意。

学习书法往往会遇到这种情况，面对前人法帖，要么以毫发毕肖为能事，亦步亦趋，如此下去，在技术层面固然会精细无比，若人之再生，但优孟衣冠，墓气十足，不过为前人写照罢了，哪里有自己的真活力真性情？薛少彭、赵子昂是也；要么以古为借鉴，以自我建设为中心，有用则取，无用则去，如鬼吸气，但摄取其精神，而不必在面目上全然合辙。较之前者，这当是一种较为高明的学习途径。

三 书风及成就分析

时风熏染

清季乾嘉以来，金石考据学的兴盛，使得一大批知识分子在搜集、整理和研究的过程中，对篆隶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相互淘染，一种慕古尚雅的风气在士人之中逐渐传播开来。并由此引起了“碑学”运动。出土日益增多的金石资料不断更新着人们的审美和认识。其中，阮元的《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发起先韧，系统明确地阐述了碑学的地位和价值。阮元身体力行，在实践上也多有斩获，一时间成为学界公认的精神领袖。受其影响，许多士子也纷纷参与到金石考据的活动中去，访碑、购藏、考证、著录成为一种风尚，而文字方面的著述也激增，卷帙浩繁，著名的有：阮元的《山左金石志》、《两浙金石志》、《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汉延熹西岳华山碑考》、阮福的《滇南古金石录》，以及顾炎武的《金石文字记》、朱彝尊的《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字跋尾》、孙星衍《环宇访碑录》、翁方纲《两汉金石记》、毕沅《关中金石志》、黄易《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碑学之盛，蔚然成为一种风尚。

而有志于学问研究的莫氏，曾在会试期间拜访阮元，正是这种对阮元学术的崇拜的心理，也可见他对阮氏理论的信服。而莫友芝在书法实践上也基本上是沿着阮元确立的路子坚定地走下去的结果。

学术研究与书法实践并举，二者相互交融成为晚清时期知识群体普遍的一种生活姿态。因丰厚的学养支撑，清代碑学书法迅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回望历史，清代篆隶已成一座与汉人遥相呼应，可堪并立的高峰，和晋行、唐楷一样倍受瞩目！

另外，清季中期，尤其是江南地区经济的发展，市场意识的兴起，也为书画交易提供了更多的空间。人们的审美口味日益多样化，这也为不同艺术风格的作品产生提供了可能。晚清时期，这种态势虽然随着国势衰微而有所没落，但好古的风雅不止，影响依然。许多官场上失意人物或命运不济的士子寄情于此，鬻书卖字，成为一种独特的社会景观。而莫友芝便是其中的一位代表。

父兄影响

友芝的父亲莫与俦（1763-1841），字犹人，清代嘉庆四年进士，曾任翰林院庶吉士、四川盐源知县和贵州遵义府学教授，著有《二南近说》、《仁本事韵》、《贞定先生遗集》等书。

他曾得到过汉学大师纪昀、洪亮吉等人的悉心教导，汉学根底深厚。后来他弃政从教，主讲龙泉书院。当其回到贵州后，“士人闻其至，争请受业。学舍如螽房，犹不足，僦居半城市。”41贞定先生“与人语从容和易，有不可，词色凛然。从游者争乐于改过迁善。……平生教人以切近笃实为主，言治经则归于训诂文字。尝曰：论学必极穷神知化，令学者何处著手。吾辈只就日常行扩去，上半截境地，听其自然，高谈圣神何益？”他又向友芝讲治学之法及诸家学说精核，并鼓励友芝“若辈不及今为之，亦何及矣。”42他切近笃实的为学思想与和易的性格对贵州地区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郑珍（1806－1864年）是清代道光、咸丰、同治年间贵州最著名的经学家、文学家、文学家和书法家。“子尹长友芝五岁，兄事之。”43友芝与他是同窗挚友，情同手足，彼此在学业上互相砥砺，互为师友，在治学上同诣同趣，他们俩多方面的成就，均为士林所重，因而被时人尊崇地称为“郑莫”。友芝评价他的好友说“子尹事事情锐，对之使人气馁。即如为诗，若非所甚留意，良晨洒朋，常不自揣，力操旗鼓而与之角，往往脉张筋急，不能自如；而子尹率然应之，其要害曲折，转益洞快。人之学问才力，真不可强乃如此。”44

曾国藩对郑莫极为推崇，曾致书于友芝云：“足下与郑先生，游六合之奇，览之于一掬，举千秋之业，信之于寸心。”45郑与莫，相家三十年，相知独深，其间无论是友情，还是论学，皆不可分离。

在书法上，郑珍楷学颜欧，参二王笔意，篆似李斯、李阳冰，隶习汉碑兼邓石如，与时风一致，尤以篆书称著，冠绝一时。日本人编写的《清人篆隶字汇》和我国编的《清代篆隶字典》选用了他的篆书“曰孝斯能有后，维德乃可动天”。古奥涩行，端庄朴茂，与莫友芝风神相似。

游幕交往

莫友芝一生多次游幕江南，这也是封建时代科举考试失败后，治世无望，举子不得已的人生选择。他曾先后游于胡林翼、曾国藩、丁日昌幕府，尽交天下俊彦。游幕生涯，对友芝一生影响巨大，其中湘乡曾氏对他也最有影响力，主要在两个方面：

一是精神品格。曾国藩本人首先是一位卓越的大思想家，格物尽知，勇于实践，务实求真的为学品格，对莫氏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反映在书法上，曾氏讲究传统，笔笔有法，从不逾规矩，一生极其勤奋认真的态度，与莫友芝笔笔不苟，扎实浑厚的笔意是一致的。莫友芝遇曾之前，无论诗作或是书法，都有气局狭隘的不足，郑珍曾有诗评价友芝不足。“惟用思太深，避常过甚，笔墨之痕，时有未化。”46游幕曾氏后，便有浑厚的风格趋向，便很能够说明曾氏在精神方面对莫友芝深深地触动。琉璃厂邂逅，他们两人虽然地位悬殊，但并不妨碍结交为朋友。友芝后来只所以投身于曾氏，也多是心灵上契合的缘由。曾氏也多称赞友芝“学向淹博，操行不苟，畏友也。”47莫友芝后来多次写诗写字赠送曾氏，自己的感受和心得，也呈现于曾氏，一方面是出于感恩的心情，同时也是精神世界上的分享，可谓情投意合，真挚感人。

二是学识和交往。可以说，如果没有曾国藩的赏识和提携，可能就没有莫友芝江表十年的累累硕果。在曾国藩身边，有一个以曾氏为中心的巨大的学术文化圈，内容涵盖经学、小学、金石书画、地理、校勘、词章等多个方面。正是在这个圈子里，莫友芝结识了一大批国之奇才，其中在书画方面，与张裕钊、俞樾、王闿运、杨见山、何绍基、杨沂孙、翁同和、刘熙载、彭玉麟等擅长篆隶魏碑的书学大家最为知心，砥砺学问，切磋艺文，取长补短，书艺大进。后来又“遍游江淮吴越间，尽交其魁儒豪彦，与南汇张啸山文虎、江宁汪梅村士铎、仪徵刘伯山毓崧、海宁唐端甫仁寿、武昌张廉卿裕钊、江山刘彦清履芬数辈尤笃，其名益高。”48

可以设想，莫友芝一生当中如果没有曾国藩的诚挚关爱和“心敬其人”，49很有可能和郑珍一样，埋名于西南一隅，以设馆授徒终其一生，因眼界交往的局限，而不会有太大的成就，起码不会即刻为世人所瞩目。即便他不甘于此，但战乱的年代也会使其行踪漂泊不定，精神上也应是比较孤寂的。曾莫之交及其深情厚意，可为一段佳话，其间不难看出莫氏卓著的才华和曾氏国之栋梁的儒雅和风度。

倔强性格

和当时众多举子一样，年轻时的莫友芝也是踌躇满志，有用世之心的。他一生考了四次，但屡挫科场。怀抱奇珍，倍受打击。其心灰意懒，郁郁寡欢可想而知。“青书白版几时有，旧恨新仇何处深” 、“生来世事宁无见，此际天心总不干。”50其挚友郑珍把酒曾吐心语真言：“吾辈俱老大，所学既不见于用，计无复长进，而数十年心力所寄，不忍弃置。将次第厄梨枣，取当世通人是非焉。”51

平静的外表之下，莫友芝的内心却是极其崛强的。在他早年时期的诗作中就时露峥嵘不平之气。《影山草堂学吟稿》有诗“世心勘欲尽，傲气屈逾悍。”52可见心迹。

从他的父亲及他与众名公的交往看，他是有机会缙绅仕途的，他父亲的老师、同学如洪亮吉、朱珪、阮元、王念孙等，他的知己曾国藩，他所结识的祁雋藻、端华、肃顺、胡林翼、李鸿章、张之洞等人，都是名高位重的高官仕宦，只要友芝相请，他们都可以鼎力相助。但友芝不愿奔走权贵，媚俗于科场快捷之要津。他耿介自守，以道义自重，不想靠别人的施舍和同情作为进身的阶梯。即便是后来他有两次机会获取参政，他也一一谢绝。这就是他自强倔强的性格。

在他进京会试候榜期间，友芝和郑珍不愿奔谒权贵，受到别人孤立和嘲笑，被视为“厌物”，“惟是语言拙讷，应对疏野，其于伺候权贵奔走要津为性，所不近，不能效时贤之所为耳。”53

父亲去世后，他在《甲辰家规》中更明白地整顿家声，要撑出个铮铮烈烈的汉子，方不负父母养育的一片苦心，不辱先人之灵。：“凡人能不受人怜，方能立品，此傲骨也。然用傲于死生又利之交则善，用傲于父兄长者之前，则凶德矣。”“贫，吾家故物，岂其横来干人？且疾风乃知劲草，岁寒乃见松柏，人不从艰困中将此穷骨头十分磨炼，虽有美材，终是不成大器。”54

崛强的性格，使他身负傲骨，挺立于人前，而不知俯仰。他这种性格，当然是不为官场所喜的，为学却是必不可少。冥冥之中，似有定数，注定了他澹泊的一生。

晚年的莫友芝，性情变得温和。张裕钊讲“子偲体度温醇，居常好游览，善谈论。遇人无贵贱愚智，一接以和。假日相与商较古今，评骘术业高下，正论诙潮间作，穷朝昏不倦。自通壮十大邑，至于山乃取岭海，公卿巨人、学士大夫，咸推子偲以为不可及；下遭武夫小吏，闾巷学徒，语君名字无不知。及其他尝与君晤，无不得意以去者。然君虽乐易，而中故介然，有以自守。自道光辛卯举于乡，连后连岁走京师，朝士中灭人争欲与之交，然君必慎择其可。有权贵介君友求书，辞不应。某相国欲招致授子弟读婉谢之。既屡试礼部不得志，以咸丰八年截取知县。且选官，顾君意所不乐，弃去不复顾。”55

1865年五月，在金陵城中，与杨岘相别，赠其“磨去愣角”。56可见其为人处事之态度与意趣所在。而这种变化，在他的书法之中有着很明显地阐释。

勤奋好学

莫友芝自幼勤奋练字，据传，他用土红当墨，每天都要练写一定数目的字。时间长了，无论楷、隶、篆书，每字均要临上几百次，叠起来点画皆一一吻合，令人掠叹。

道光十三年春，友芝二十三岁，在京师见《吕氏家塾读诗记》宋刻残本，以二千钱买之。其好学可见一斑。“途人争笑此生愚，典尽春衣只购书。”即为当时写照。57

次年，郑珍从北京带来双钩《熹平石经》残字，友芝“依其字样，真写一通”。58为郑珍释跋《永寿褒斜大台刻字》，末有诗句云：“惜哉南郑少释跋，费我十日忘冬烘。一生读书倘尽尔，但毕《语》、《孟》应头童。”59这样好学的例子太多，张剑编著的的《莫友芝年谱长编》中多有记述。

为唐又苏题“学耐烦斋”后跋曰“以不耐烦为学，学必不精。以不耐烦处事，事必不当。所以能耐在心，所以禦烦惟一心，能主一无适，徹首徹尾，是谓耐烦，士希贤，贤希圣。未有不由此者。”60可见他为学的心态。

他的学识除深得曾囯藩赏识外，大学士祁隽藻也极为称赞，并为他写“郘亭”61篆字榜额，友芝作《寿阳相国先韵见答》以表谢意。在京期间，他多次去琉璃厂购书，又设法去观摩潘增绶、黄彭年等人珍藏的金石书画，并对《天发神谶碑》、《禅国山摩崖》、《葛祚碑》、《瘞鹤铭》等拓本“双钩”成影本，以便日后学习。在南归所路上，到赵州看摩崖，到安阳看《魏文帝吊比干碑》，到辉县看《东魏太公庙碑》，并亲手拓碑。………就这样，走一路学了一路。直到晚年，他还去镇江寻访《瘞鹤铭》，“又尝至句容山中，搜讨梁碑，躬自监拓，惟恐一字见遗，撰《梁石记》一卷，其核如此。”62 又到无锡寻李阳冰的《听松石床》题字。薛福成讲“君心泊然，以书自娱。广搜古籍，琳瑯充积。宋椠元雕，珍逾卞璧。百方钩致，精心研核。万卷玢璘，日对古人。……吴越之间，山水多奇，扶筇杖策，乐且忘疲。胸怀超淡，系我之师。”63

他九弟莫祥芝记载：“平生好收藏，每见精本书及秦汉隋唐金石刻本，必购之，故所在陈编累累，几榻几无虚处。寓居遵义时，图书而外无长物，率诸弟怡怡然读书一室，所得馆谷常不赡，粗粝荣根十余年，晏如也。平生好收藏，每见精本书及秦汉隋唐金石刻本，必购之，故所在陈编累累，几榻几无虚处。”“平居及舟车往来，一卷在手，四十年无辍日”。64

勤奋好学使他在短短的60年生涯里，成绩斐然，在儒学、诗词、水学、目录学、书法等方面取得了卓有建树。

四 结语

曾朴《孽海花》第二回：珏斋插口道：“上海虽繁华世界，究竟五方杂处，所住的无非江湖名士，即如写字的莫友芝，画画的汤壎伯，非不洛阳纸贵，名震一时，总嫌带着江湖气。比到我们苏府里姚凤生的楷书，杨咏春的篆字，任阜长的画，就有雅俗之分了。”65

李士棻《赠莫子偲》诗：卅年流誉满词场，湖海交游尽老苍。学海世推黔帜志，荐章今许古循良。篆书突过当涂李，诗格兼摹双井黄。一事笑君憨胜我，陈编敝簏侈收藏。66

同一人物，世俗小说之中与友人诗作之中竟会有这么大们区别。曾朴的《孽海花》为有名的谴责小说，所据不论属实与否，但代表了市井民间的一种普遍的价值观，即把莫友芝定位在写字人这样的角色上，特点是有些“江湖气”。而李士棻的诗作颇为客观，当为友芝一生的评。

专家学者们共同赞仰的莫友芝，到了民俗之中，想不到便成“江湖人物”了。对书法的认识有一个明显的雅俗区别，而世俗的认识又在很大程度上滞后于客观，也是不争的事实。世俗的影响有时更为强大和普及，这也许是影响莫友芝书法流传的一个致命的原因。当世俗的欣赏水平提高了，方少遗珠之憾。

诗名盖过了书名也是一个原因。友芝为诗，“取旨也务远，其建词也务新。句揉字炼，使其光黝然，其声胶然，绝无粗厉猛起气象。是其所取径造境，非直近代诗人所无，亦非鲁直、无已所能笼络。”67友芝早年苦读，须发中白，寝食并废，也是为仕途功名之计，而其所长者在于诗与文。当年虎坊与湘乡相识，曾氏惊呼不意西南有此宿儒，也是因为识见的缘故，后学者交推，还是在于诗。世人说起莫友芝，大半是以学问的原因而非书法，而他本人也未必肯把自己定位在书法家这样的角色上。

莫友芝一生也写了不少的字，求索也实在不少。张裕钊称曰：“工真行篆隶书，求者肩相摩于门。”68“足迹所至，人争求之，得者以为幸。”69但其身后却略显寂寞。

然，人生诸事谁又能够完全把握得住呢？比如他说自己楷书第一，但世人却争说其篆与隶。当他为科举之事前前后后四次辗转数千里，进京赶考，费尽心神，却又屡屡困顿科场，与志相违，是其不幸耶；而当他以布衣之身与祈曾胡李张之交，为当代巨儒公卿赏识提携,推为座上嘉宾，又诚其幸也。若没有才华，曾氏何以高看此布衣？若没有识见，他又怎么能够在多个领域取得成就？

“而吾之故此收此尘翳且十年，一旦得子拂拭料理，遂灿然先后于鲁鼎旅盂。士之沈埋人海，碌碌无表异，针芥遇合而荣枯判然。”70纵观莫氏的一生和成就，其做事、做人、做学问方面，对后人不无启示意义。

友芝心性淡然，闲云野鹤，砥心学问，身后留下的大量诗文和书法作品已说明一切，有心于史者，岂可视而不见？是金子总是要发光的。经过二百多年的尘封，朽者已朽，不朽者更加熠熠生辉，犹如一坛陈年佳酿，愈见甘醇与珍贵！

注释

1 张之洞《送莫子偲游赵州赴陈刺史之招》

2《清史稿--文苑传》“莫与俦、子友芝传”条，转引自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618页。

3《续遵义府志.莫友芝传》，转引自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620页。

4 转引自祝嘉《书学史》480页。

5 见百度“莫友芝”条之书法特色

6 黎庶昌在《纯斋偶笔》，转引自刘锦《莫友芝书法成就浅识》1992年《书法》第三期

7 张舜徽《爱晚庐随笔之二--艺苑丛话》487页。

8 姚华《弗堂类稿.题释孟英篆书千字文》，转引自吴鹏《莫友芝，晚清碑学的一个面向》

9王闿运《论近代名人书法》，转引自刘锦《莫友芝书法成就浅识》1992年《书法》第三期

10、12、15《沙孟海论书丛稿》

11、《郘亭日记》1862年1月12日，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257页

13、17转引自刘锦《莫友芝书法成就浅识》1992年《书法》第三期

14转引自童衍方《吴昌硕书法篆刻艺术》，见《书法》2008年第1期，第56页。

16杨守敬《学书迩言》，见《历代书法论文续编》743页。

18黎庶昌《黔故颂.莫徵君》，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629页。

19莫友芝《汉夏承碑跋》，见张剑校点《郘亭书画经眼录---金石笔识》158页。

20见张剑、陶文鹏校点《莫友芝诗文》下册859—1106页。文中计收录友芝集联1360联。其中，《汉碑》80联；集《易林》35联；集《汉魏六朝》40联；集《太白五言》86联；集《太白七言》7联；集《杜甫五言》58联：集《杜甫七言》23联；集《唐人五言》140联；集《东坡七言》106联；集《山谷七言》65联；集《苏黄七言》65联；《宋人士言》646联。所涉汉碑83种：衡方碑、张迁碑、司空残碑、孔彪碑、北海景相碑、安平相孙根碑、孟郁修帝尧庙碑、陈球碑、石门碑、夏承碑、史晨碑、高彪碑、张表碑、杨君碑、郑固碑、鲁峻碑、尹宙碑、戚伯著碑、三公山碑、桐柏庙碑、严碑、校官碑、李翊碑、娄寿碑、童子逢盛碑、高彪碑、郭究碑、张纳碑、郩神祠碑、唐扶颂、华岳碑、熊君碑、帝尧碑、唐公房碑、刘熊碑、孔林别碑、孔耽碑、吉成侯碑、马江碑、张公神碑、贾凤碑、张休涯碑、礼器碑、曹全碑、度尚碑、祝睦碑、孔羡碑、苑镇碑、劝阚碑、伯嗣碑、张寿碑、周景功碑、长候成碑、华山庙碑、杨震碑、郭仲奇碑、灵台碑阴、王政碑、孔谦碑、白石神君碑、孔宙碑、丁鲂碑、受禅表、小黄门碑、杨统碑、樊敏碑、孔林碑、刘衡碑、张平子碑、孔和碑、赵君碑、史度尚碑、西狭颂、郙阁颂、夏堪碑、朱龟碑、武荣碑、上尊号碑、元宾碑、范镇碑。

21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40---41页。莫友芝摩崖文字为：道光己亥季秋二十五，黎兆勋招同郑珍泛舟过禹门山。积雨初霁，朝暾媚客，青山红树，眩耀目精。想老醉当年于此，兴复不浅。僧房小坐，饭水引，阅四部。犹忆朱口登酒楼时也。紫泉莫友芝。

22莫友芝《魏慧成为父始平公造象跋》，见张剑校点《郘亭书画经眼录-金石笔识》177页。

23 莫友芝《魏灵藏薛法绍造像跋》，见张剑校点《郘亭书画经眼录---金石笔识》179页。

24 莫友芝《唐李含光碑跋》，见张剑校点《郘亭书画经眼录---金石笔识》187页。

25、26莫友芝《隋龙藏寺碑跋》，见张剑校点《郘亭书画经眼录---金石笔识》181页。

27莫友芝《唐信法寺弥陀象碑跋》，见张剑校点《郘亭书画经眼录---金石笔识》188页。

28 录自贵州省博物馆藏《莫友芝行书诗卷》王藻章跋尾。

29杨守敬《学书迩言》，见《历代书法论文续编》716页。

30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所涉友芝与当时名书画家交往考众多，其中有记载的，与高心夔26处,杨岘22处，王运闿20处，俞樾10处，邓传密8处，刘熙载8处，杨沂孙6处，沈树镛6处，翁同和5处，吴让之4处，和魏锡曾有书信往来。

31、32、33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535页。

34张裕钊《莫子偲墓志铭》，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621页。

35 安惕安《书画经眼录.序》，见张剑、陶文鹏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下册1151页。

36莫友芝《姚端格公手迹跋》见张剑、陶文鹏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下册606页。

37刘熙载《艺概.书概》

38 莫友芝《论艺四则》之四，见张剑、陶文鹏校点《莫友芝诗文集.郘亭文补》卷二，807、808页。

39见张剑校点《郘亭书画经眼录---卷一》211---212页。

40陈鸿寿《桑连里馆集》，见金丹《中国书法家全集---伊秉绶、陈鸿寿》173页。

41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618页。

42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12、20页。

43、44见张剑、陶文鹏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下册578 页

45 转引自赵愷《郑莫黎三先生事实征辑按语》，见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631页。

46郑珍《郘亭诗钞.题识》，见张剑、陶文鹏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下册第1135 页

47 、49《曾国藩全集.家书》1861年10月27日：字谕纪泽儿：昨见尔所作《说文分韵解字凡例》，喜尔今年甚有长进，固请莫君指示错处。莫君名友芝，字子偲，号郘亭，贵州辛卯举人，学问淹雅。丁未年在琉璃厂与余相见，心敬其人。七月来营，复得鬯谈。其学于考据、词章二者皆有本原，义理亦践修不苟。兹将渠批订尔所作之《凡例》寄去，余亦批示数处。

48黎庶昌《莫徵君别传》，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623页。

50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26、34页。

51莫友芝《郑子尹“巢经巢诗钞”序》，见张剑、陶文鹏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下册578页。

52莫友芝《芷江道上生日》，全诗为：衮衮登台是圣贤，秋华插鬓那成妍。平添白发三千丈，误落人间廿八年。拔剑浩歌空斫地，脱钱沽酒独看天。堂堂岁月归尘鞅，似此浮生亦可怜。郎州刀又荐棠阴下，老小今朝定鲜欢。若使湘滨常皋比，不应沅上自归鞍。生来世事宁无见，此际天心总不干。小立独从西向望，白云千里正漫漫。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35页。

53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27页。

54莫友芝《甲辰家规》，见张剑、陶文鹏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下册第818---819页。

55张裕钊《莫子偲墓志铭》，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622页。

56《郘亭日记》7月12日：杨见山来话别即行，赠以“磨去楞角”一语。见山有学而甘贫守介，已留江苏知县而不愿出，东南人之矫矫者。张剑《莫友芝年普长偏》364页。杨岘在晚清以精研隶书擅名，是吴昌硕的老师，有“于汉碑无所不窥“之说，一生勤于临碑，得益于《礼器碑》。《七言联》为晚年之作，老辣奇宕，有《礼器碑》之神韵。

57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26页。

58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24页。

59莫友芝《为巢经巢释跋“汉人记右扶风丞武阳李君永寿末完裦斜大台刻字”而系以诗》，见张剑、陶文鹏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上册232 页

60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521页。

61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177页。

62黎庶昌在《莫徵君别传》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623页。

63 薛福成《祭莫郘亭先生文》，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626页。

64莫祥芝《清授文林郎先兄郘亭先生行述》，见张剑、陶文鹏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下册1118页

65曾朴《孽海花》《第二回陆孝廉访艳宴金阊 金殿撰归装留沪渎》第四节。《孽海花》这部谴责小说揭露了晚清时期政治、文化的变迁。刻画人物吸取了古代良史的“实录精神”，又借鉴了《儒林外史》“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讽制手法，以写实笔法评说事件、权衡人物，具有历史哲学的意味。它虽非历史教科书，但取材真实，人物亦历历可考，有生活原型者达270余人。加上作者才情纵逸，寓意深远，在不长的时间内再版10余次，可见其影响之大。

66见闻石校点，徐世昌编《晚清簃诗汇》卷“李士棻”条。

67郑珍《郘亭诗钞.题识》，见张剑、陶文鹏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下册第1135页

68张裕钊《莫子偲墓志铭》，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622页。

69莫祥芝《清授文林郎先兄郘亭先生行述》，见张剑《莫友芝年谱长编》625页。

70杨容光之语，转引自莫友芝《白氏长庆集》残本跋，见张剑、陶文鹏校点《莫友芝诗文集》下册602页

文章选自《莫友芝文学及文献学研究》一书，书为张剑博士主编，书名为惠泉拙笔题写。

该书由贵州师范大学博士点建设基金资助出版，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编号115604004）